M294-經驗科學完全公設理論科學化的翻案
之前提過中醫這種經驗科學給予完全公設理論科學化的內容，這裡給予部分翻案。因為給予了名相，譬如說氣是甚麼之後，如果氣只有部分的原型是給予公設理論科學(今日主流科學)所提出的模型的話，氣就無法在接下來的實踐被完全傳承。所以我提出的策略是，傳統中醫、完全公設理論科學化中醫同時存在。
也就是說，中醫是一種實踐哲學，如果輕易的給予名相(科學的名相)，譬如說氣就是(=)科學中的甚麼，那可能就會失真。
前情提要:
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所說:
在那抗生素尚未普及的時代背景下，他說道:「恐怕在霍亂及黑死病的治療方面，漢醫的處方是任何人都可以治療的，可是一個堂堂的西醫大國手卻只能夠束手旁觀，患者幾乎都是死掉的。」
「像它（漢醫學）以哲學理論來進行病理的解說，由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，實在不得不說是極其幼稚的。由實際的角度而言，非常明顯地，它的解說和方法是一定無法應用到現代醫學上的，而且絕對沒有這種需要。是以，我所感到有興趣的問題是，對於西醫臨床專家做出正確診斷後的每一個疾病，漢醫會如何地試著解說？或者應當給予什麼病名？究竟那是全然錯誤的解說呢？還是說，即便解說是錯誤的，在實際治療時，難道就完全沒有任何助益嗎？在這些之外，在漢醫的醫經學中還有下列具體的例子，像是關於人身血脈經絡骨髓的記述，疾病的陰陽表裡虛實寒熱，症狀的淺深劇易緩急新故氣火、還有風寒暑濕燥火這六門等等的術語，究竟相當於現代醫學理的什麼意義？作為診斷學的話，望聞問切發展到什麼程度了？在脈學上，脈的浮沈、乃至緩緊、遲數、滑濇等分類的價值，漢醫病名與現代醫學的病名之間的對照與比較。換言之，要系統地研究並科學地批判漢醫法的病理論、醫理論、症候論與診斷學， 以此來提供整理漢醫學的實際資料。」
杜先生對於中醫的看法是:實驗治療學而非廢醫驗藥（廢醫存藥）。對應於西醫的精準，對中醫產生很大的衝擊，當年的知識份子為了救亡圖強中國，愛之深責之切的想要廢除中醫，全盤接受西醫；另一派則是廢醫驗藥，有用的要留下來，中醫醫學架構可以免了。最後一派弱勢的就是保留中醫，可以看到台灣陳立夫建立中國醫藥大學而看出，他成功地使得中醫在台灣扎根，但是也因為他身為董事會不力，最後中國醫藥大學革命成功，董事會變成選賢與能的董事會，造成中國醫藥大學今日的科研蓬勃。我在100年的文章”對中醫的想法”有類似的結論，至今不渝。
然而西醫本來就無法解釋任何事物，但中醫無法解釋的事物更多，譬如虛無飄渺的”氣”，由把脈可以看出，他所謂的量”氣”，明顯就是”血”，簡單思考就知道所謂的”氣”，至少是一堆西醫的東西的投影。”氣”的問題在於，他和”血”一樣遍布全身，並且在管子(脈)中，但是西醫一直沒有發現這種東西。直到
西方目前試著以間質解釋中醫的氣，事實上應該理論是先東方人提出來的，也就是2005年台大許文瀚教授解釋氣是人體的帶電組織液。同年中國大陸2005年上海復旦大學的丁光宏團隊，是比西方較早，但是不清楚兩岸是否有誰先誰後的爭執問題?
2018年3月27日，西醫以往認為間質（interstitium）只是種結締組織，而新研究認為間質功能具備「系統性」，即以前被簡單認為只是結締組織的間質，實際上是在體內相互連接、分布廣泛且充滿液體、由強大柔韌蛋白質支撐的複雜腔室。是類似血管，遍布全身的東西，符合生理學對器官的定義，可能可以列為新的器官。可能是中醫所謂的三焦，可能可以為中醫針灸的療效提供西方醫學解釋。耶魯大學醫學院消化內科教授 Michael Nathanson 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採訪時說：「我認為這是一種在各器官中很常見的組成，與科學家第一次發現血管類似，它們確實存在每個器官中，但它們本身不是器官。」
如上所說，或許氣不只是帶電組織液，因此給予這個科學的名相可能就會失真。
譬如說，如果如我所想，氣是西醫中很多東西的投影，那只說他是其中幾種，只要有沒有找到的東西，就會失真。
杜先生所謂「實驗治療學」是甚麼呢?
給予名相
1535
杜先生所謂「實驗治療學」是甚麼呢?
今日西醫解釋藥品為何會有效的科目是源自於德國的藥理學(pharmacology，醫師有修，並且是藥師的主科)他的順序是:
一般西醫開發新藥的方式，是先在實驗室發現某種對疾病有效的成分，然後再進行動物實驗，最後進行人體實驗，確定這種成分真的有效之後，才會成為藥品。但是，杜聰明的實驗治療學是先在人體醫療上，發現對某種疾病確實有效的生藥，才到實驗室抽取有效的成分來分析。[1]
出生於清治末期的杜聰明，從小聰慧好學，他以榜首的身分考上臺灣總督府醫學校，在 21 歲那一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後，隔年便獲得前往京都帝國大學深造的機會，歷經了無數的日夜，在 29 歲時獲得博士學位，也成為臺灣第一位取得醫學博士學位的人。[2]
儘管已經獲得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的頭銜，也在同一年順利成為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的教授，但好學的杜聰明始終沒有放棄精進醫學研究的機會。在臺北帝國大學的資助下，杜聰明在 1925 年踏上了留學歐美的道路。這一去，就是兩年半。[2]
在這兩年半的旅途中，杜聰明先後抵達日本、美國、英國、德國與法國等地，除了觀摩歐美各國的醫學設施以外，也不忘拜訪當時著名的教授級人物，期望藉由這種跨國交流，反思臺灣醫藥、病理學的狀況。[2]
跟他一樣留日接受現代化醫學訓練，同樣主張以科學方法研究傳統藥物的余巖，就主張對漢醫「廢醫存藥」；但是有到歐美留學考察過的杜聰明，卻發現日本只引進了德國的藥理學 (藥品的功效(陽)，藥品化學(相對於藥品化學的結構(陰)，這兩個科目是一體兩面的)，而沒有引進法國的實驗治療學，得到的結論自然會有所偏頗。他回台後思考台灣本土的研究優勢，決定在台灣發展實驗治療，推動漢醫研究。[3]
我們回頭看杜聰明所處的那個時空，台灣位於西方現代醫學、日本醫學訓練、以及中醫（漢醫）傳統等等多個醫藥體系的邊緣，無論要往哪邊發展，條件都不如別人優越；然而他非但不以位處邊緣自限，反而將這視為在地優勢，以當時中國罕見的現代科學家嚴格訓練，在台灣建立起連日本當時都尚待發展的實驗治療學，以此研究西方所知有限的東亞傳統醫學。杜聰明的想法並不難理解，然而這些年來卻沒有多少人真正認識杜聰明，這反應的是人們的科學觀，往往還是停留在「現代科學」與「傳統醫學」水火不容的層次；因為我們難以將杜聰明的先進思維，歸入非黑即白的現代性論述中，因此我們才對杜聰明的漢醫研究視而不見，語焉不詳。[3]
杜聰明的中醫藥研究，起點還是在於關心台灣民眾。日治時代雖然已經引進西醫教育，培育現代醫學的醫師，也在台灣各地推行各種公共衛生措施，但是醫師仍然不足，直到1940 年，全台灣只有 2401位西醫師，相當於每 2398人才有一位醫師，因此多數民眾日常生活仍然依賴傳統漢方醫療。（1）
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，恐怕是來自日治時代最大的健康威脅，也就是鼠疫、霍亂等各種傳染病。
當時現代醫學雖然已經發現，這些傳染病是由細菌引起，但是直到 1941年，最有效的抗生素盤尼西林才進入人體實驗，到了 1944 年，英美兩國才公開使用抗生素 （2）。因此，在日治時代，台灣還缺乏有效的藥物來治療這些嚴重傳染病，總督府採取的病患隔離政策，雖然有效減緩傳染規模，但不曾大規模成功治療病患。
此外，當時的一般民眾也不相信西醫，舉例來說，在霍亂傳染期間，警察和醫師會到處搜尋患者，只要採取新式療法就要被隔離，但隔離之後又缺乏藥物，十個病人裡只能救活一個（也難怪當時民眾大多隱匿不報，甚至躲起來了）；但是如果逃到鄉下，以傳統療法醫治，反而大多數能被救活，因此更不相信西醫。（3）[1]
杜聰明也發現：「恐怕在霍亂及黑死病的治療方面，漢醫的處方是任何人都可以治療的，可是一個堂堂的西醫大國手卻只能夠束手旁觀，患者幾乎都是死掉的。」[4] ，他因此認為，必須要好好研究中醫。[1]
由於漢醫在民間分布廣泛，遠超過西醫，並且早為市井民眾所接納，已經根深蒂固的民情，杜先生明白不能全盤推翻，宜截長而補短、中西合璧，才是百姓之福。例如，日治時代臺灣人民最大的健康威脅是鼠疫和霍亂等各種傳染病，杜先生仔細觀察，發現對於上述的疾病，漢醫的處方可以適用男女老少，反而西醫束手無策；一味地追捧西方醫學，反而可能錯失改良傳統中醫的良機。[6]
在他看來，這不僅是為了漢醫，也是為了科學，是「雙贏」而不是「零和」。[3]
杜聰明的主張雖然不獲得當時的醫界主流認同，倒是與當時一些中醫師不謀而合。他們無法在理論上驗證陰陽跟經絡的存在，因此想改從臨床實作來突破論述侷限，證明即使中醫理論不符科學，但治療上確有實效。這也就是杜聰明一反藥理研究的標準程序，採用先臨床試用，確認有效再進行動物研究，然後回頭做化學分析的「倒行逆施」法。發現常山這味中藥可治療瘧疾的故事，就是從臨床試用開始進行反向研究的例子，而當時若是遵循標準程序，從化學分析開始進行研究，反而不會得到常山可用來治療瘧疾的結果。無怪乎名中醫譚次仲有言，先從科學確證原理，再推到臨床實驗，「於理為順，而於事則倍難」；反過來從臨床實證回溯科學原理，「於理不順，而於事則倍易」。[3]
無論在哪個時代，「傳統」與「現代」的價值衝突始終存在。不過從杜聰明的故事中，我們或許可以慢慢了解到，也許有衝突與對立的，並不是傳統與現代的價值，而是我們認定事情一定是怎樣的觀念。[3]
換言之，要系統地研究並科學地批判漢醫法的病理論、醫理論、症候論與診斷學， 以此來提供整理漢醫學的實際資料。」[1][5]
「像它（漢醫學）以哲學理論來進行病理的解說，由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，實在不得不說是極其幼稚的。由實際的角度而言，非常明顯地，它的解說和方法是一定無法應用到現代醫學上的，而且絕對沒有這種需要。是以，我所感到有興趣的問題是，對於西醫臨床專家做出正確診斷後的每一個疾病，漢醫會如何地試著解說？或者應當給予什麼病名？究竟那是全然錯誤的解說呢？還是說，即便解說是錯誤的，在實際治療時，難道就完全沒有任何助益嗎？
在這些之外， 在漢醫的醫經學中還有下列具體的例子，像是關於人身血脈經絡骨髓的記述，疾病的陰陽表裡虛實寒熱，症狀的淺深劇易緩急新故氣火、還有風寒暑濕燥火這六門等等的術語， 究竟相當於現代醫學理的什麼意義？作為診斷學的話，望聞問切發展到什麼程度了？在脈學上，脈的浮沈、乃至緩緊、遲數、滑濇等分類的價值，漢醫病名與現代醫學的病名之間的對照與比較。
換言之，要系統地研究並科學地批判漢醫法的病理論、醫理論、症候論與診斷學， 以此來提供整理漢醫學的實際資料。」[1][5]
杜先生發現亞洲醫學先驅的日本偏重德國的強項藥理學，卻忽視法國提倡的實驗治療學，他認為對藥物熱心鑽研和對醫療的細心驗證應當兼顧並重，才能得到準確的結論，使疾病可望被控制，同時發展新的醫學知識。杜先生大膽捨棄藥理研究應採行的順向操作程序，採用逆向作法，就是先進行臨床藥物試用，認定有效之後再著手動物實驗，最後才從事化學分析工作。如此作法看似與科學研究原則背道而馳，卻能省時省力，有可能快速獲得解藥，投入治療，當時曾經以漢藥治癒瘧疾，即是一例。[6]
杜先生所主張的中醫研究方向，與他1926年起遊歷歐美各國見識的「實驗治療學」息息相關。他大膽主張設立特別的醫院，專門收治研究上所需要的病患，他們住院時只接受中醫的診斷，只服用漢藥，一段療程之後，利用西醫檢查的方法和工具，檢測記錄各項相關數據，以察知該病患是否因中醫漢藥而病得痊癒。在收集若干個案後，推斷治療方法和投放藥物的效果。杜先生憐憫病患和關懷弱勢的同時，發現漢醫的價值，不畏譏嘲，毅然決定利用本土的優勢，主張以系統性的方法研究傳統醫學，引進「實驗治療學」的創新觀念和作法，試圖開闢一條蹊徑，調和中西醫學的差異。[6]
實驗治療學和當時日本、中國主流所主張的廢醫存藥，並不相同。當時許多主張全盤現代化的知識份子都認為，中醫的陰陽五行、氣血脈象毫無科學根據，只有中藥還有點價值，可以當作自然界的樹皮草根來研究。但是杜聰明主張的研究方向，是要瞭解中醫的用藥原理和效果，從中去除落後迷信，瞭解是否其中還有助於臨床治療的部份。
因此，雖然杜聰明也認為中醫是不科學的，必須加以科學化，但他並不主張醫藥分離。對他來說，只把中藥當作樹皮草根來研究成分，無法全盤瞭解中醫，要研究中醫如何用藥、病患的反應，然後再從中選取對某種疾病有效的中藥，這樣才能去蕪存菁，留下中醫真正有用的部份。
原則上，他也贊同總督府的一貫政策，認為中醫應該逐漸淘汰，但是他對中藥的態度相對開放得多。他認為，如果中藥和處方真的有效，應該列入西醫課程，而如果發現某些中醫療法無效，應該儘速公布無效的療法，就像歷史上西醫不斷經由研究發現某些療法無效，再開發更有效的療法一樣。
換句話說，不是簡單認為西醫有效而中醫無效，而是依據實際研究，破除迷信部份，並保留有效的中醫藥。
今日中國醫藥大學有給西醫開設針灸課程，可以說是一種符合杜聰明精神的實踐。
更重要的是，杜聰明的實驗治療學，提出了一套創新的「倒行逆施」研究方法。
一般西醫開發新藥的方式，是先在實驗室發現某種對疾病有效的成分，然後再進行動物實驗，最後進行人體實驗，確定這種成分真的有效之後，才會成為藥品。但是，杜聰明的實驗治療學是先在人體醫療上，發現對某種疾病確實有效的生藥，才到實驗室抽取有效的成分來分析。
杜聰明清楚知道：實驗治療學和當時一般的西醫研究方法順序是相反的。[1]
他卻不氣餒，在仔細研判客觀條件後，勇敢嘗試突破。批評他的人指責他迎合保守窠臼思維，枉費留學先進國度的寶貴資產，未能拯救蒼生。[6]
當時批評他的人也認為，這是開醫學倒車。[1]
事實上，經過時間的淬煉[6]，
雖然杜聰明的主張沒有廣為流傳[1]，實驗治療學的概念卻已經逐漸成為一種被接受的研究方法。[1]
2015 年的諾貝爾獎生理醫學獎得主 — 屠呦呦，就是從古方裡發現青蒿可以治療瘧疾，才進而萃取出青蒿素。儘管，屠呦呦並非受到杜聰明的影響，但她先發現有效藥方，再進行實驗室研究的方法，正與杜聰明實驗治療學理念相符。[1]
八十年前，杜聰明被批評為傳統落後，後世也很少記得他一直提倡中醫研究；但是 八十 年後，其他人運用和他相同的研究概念，獲得了現代醫學的最高肯定。[1]
這也涉及原廠藥(Brand drug)和學名藥(Generic Drug)的問題。所謂的原廠藥就是某家公司發明了一種藥，會有五年的專利保護期，這五年內別人不能製造他發明的這種原廠藥的化學成分(化學成分有他的化學學名)，以讓研發心藥的公司可以靠這五年把[研發成本]給賺回來。因為並不是隨便一個藥品都可以研發以後上市，上市(第四期臨床試驗)前有三期臨床試驗，大多數的藥品其實都在這三期就被淘汰掉，所以研發一個新藥會花藥廠很多錢，因此才會建立這種專利保護機制五年。五年過後，大家就可以學他製造這種化學成分(化學成分有他的化學學名)的藥品，也就是學名藥(Generic Drug)。學名藥未必比原廠藥差，在美國，Orange book有收錄的學名藥，當病人拿醫師處方籤去領藥時，如果上面是原廠藥，藥師可以建議病人因為省錢的緣故改用學名藥。
常常用在癌症治療的生物製劑(biologics)也是同理的，如果Purple Book有收錄的生物相似藥(biosimilars)，當病人拿醫師處方籤去領藥時，如果上面是生物製劑，藥師可以建議病人因為省錢的緣故改用生物相似藥。但就目前為止，台灣的法律尚未有生物相似藥(biosimilars)一詞。
以上藥品研發流程也就是藥品之所以很貴的原因，尤其是抗癌藥。因為這種「於理為順」的藥品研發流程很耗錢，而且你研發好幾年的藥品可能最後又未必可以上市，因此近年來就從草藥中先尋找臨床上有效用的草藥(在中華文化圈就是從中藥學和草藥學中尋找臨床上有效的藥品)，然後經過研究找出他的有效成分，或是從其中某些成分為化學骨架，半合成出新的藥品。這種途徑稱作「天然物」，也就是杜聰明使用的「倒行逆施」。也因為如此，藥品的研發可以省下很多錢，有人就懷疑今日的新藥沒有變便宜反而更貴，可能是有問題的而提出一些解決的方法:
- 吃一年「抗癌新藥」得砸 300 萬元，學者倡議改革 作者 YAP KUO | 發布日期 2017 年 03 月 02 日 11:39 | 分類 生物科技 , 醫療科技 新藥價格昂貴的原因:
- 1.「反轉藥價」的新希望──學界藥物開發
- 2.從何著手？「老藥新用」（drug repurposing，註 2）。另一個方向是綜合兩種以上之前開發過程中認為無效的藥物，找出有效的藥物組合。
這種「於理為順」的藥品研發流程之於杜聰明使用的「倒行逆施」，就類似高涌泉在科學人雜誌[7]中所說的古希臘傳統的教育之於古巴比倫傳統的教育；哲學理性論(認為人可以生而知之，由演繹法獲得知識)之於哲學經驗主義(知識為歸納法而來)；或是大學一年級普通物理之於量子力學專科。
所以近代西方哲學之父有兩種說法，支持哲學理性論的人就認為近代西方哲學之父是笛卡兒；支持哲學經驗論的人就認為近代哲學之父是培根。
古希臘的教育影響西方甚矣，尤其是那本幾何原本，由公理公設出發而導出其他所有的東西，就丘成桐的說法[8]，牛頓的力學就是學習幾何原本的方法論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是學習牛頓的方法論。古巴比倫的教育傳統則不是如此，他們是給學生一堆現象(題目)，然後由這些現象之中發現出規律。而就高涌泉所說，大學的量子力學專科反而是用古巴比倫傳統教育的方法。因為對於我們不了解的東西，武斷地認為我們的公理公設是正確，然後從其中認為必定可以推導出所有理論可能是有問題的。
前幾篇在談及”Biologics生物製劑、biosimilars生物相似藥；Brand drug原廠藥、Generic Drug學名藥”犯了一個專業人士常常犯的錯誤，就是常常把自己專業的東西當作非專業人士也知道，在此做一個補充:
這天下的藥品大概可以分成兩種小分子和大分子，大分子像是Biologics生物製劑；反之，小分子的原廠藥我們一般就稱作Brand drug原廠藥。
因此Brand drug原廠藥之於Generic Drug學名藥，就像是Biologics生物製劑之於biosimilars生物相似藥。
不少藥品的研究是顯示Generic Drug學名藥和biosimilars生物相似藥不會比Brand drug原廠藥之於Generic Drug學名藥差，甚至有時候還會比較好。因此美國才會有制度:
Orange book有收錄的學名藥，當病人拿醫師處方籤去領藥時，如果上面是原廠藥，藥師可以建議病人因為省錢的緣故改用學名藥。
常常用在癌症治療的生物製劑(biologics)也是同理的，如果Purple Book有收錄的生物相似藥(biosimilars)，當病人拿醫師處方籤去領藥時，如果上面是生物製劑，藥師可以建議病人因為省錢的緣故改用生物相似藥。
台灣目前是沒有生物相似藥的制度，但是在學名藥上有一個問題，那就是因為藥價被砍得很低，藥廠為了增加利潤，雖然說他的成品藥效是不比原廠藥差的，但是他使用便宜的原料以降低成本，像是之前用大陸某不肖廠商或是一些東南亞國家的原料，結果就爆出那些原料可能有致癌性(在動物實驗致癌，人類不知道。)
所以學名藥在藥效上常常是不會輸原廠藥的，但是由於藥價低或是藥商攤求利潤的情況下使用不好的原料，原料可能就會出問題。
201912122155
杜先生終其一生鼓吹和投入中醫及漢藥的研究，他曾經一度要求自己的藥理學徒弟們，每人應先完成一篇漢藥的學術論文後，才能進行鴉片或蛇毒的研究。當時臺灣民間鼠疫和霍亂等傳染病流行，民眾大多仰賴中醫，[6]
杜先生大聲疾呼：破除迷信謬論，不應盡棄藥材。[6]
他認為中醫科學性不足是事實，加以科學化是必然之途。他主張醫藥合一，研究者應同時明瞭醫療手段和藥物作用，比較能夠掌握疾病治療的全貌。如果單獨研究某一味漢藥的成分，將始終無法全盤明白中醫的原理和療效，就無法真正提升中醫的水準。杜先生曾經兩度建議總督府設立中醫醫院，[6]
在日治時代，杜聰明先後於 1928、1937 年兩度建議總督府成立中醫醫院，和中醫師合作研究中醫藥[6]
，希望藉此扭轉中醫的形象，邁向現代化。國民政府來臺之後，他繼續主張在臺大醫院成立中醫治療科，[6]
聘請中醫師來主持臨床醫療[1]，同時也鼓勵西醫的臨床學者研究中醫的治療經驗，由此可見，杜先生十分重視中醫的價值。[6]
可是，即使在他創辦高雄醫學院後，這個主張都無法獲得廣泛支持。[1]
之前認為自己已經了解杜聰明所謂的實驗治療學，似乎現在的自己才比較了解一些...。
昨天吃壞肚子，早上起來吐了三次，吃完抗生素以後一直睡，昏昏沉沉之中，一直想到杜聰明所說的：「恐怕在霍亂及黑死病的治療方面，漢醫的處方是任何人都可以治療的，可是一個堂堂的西醫大國手卻只能夠束手旁觀，患者幾乎都是死掉的。」[4]
如果是中醫是否可以治療我現在的症狀?杜聰明說黑死病都能治療，如果我是一個中醫，厲害的中醫，或是說平均值的中醫，應該也是沒問題的!
一天就這樣的過去了，我覺得查這些資料是有意義的，他讓我知道科學不是一切，實踐哲學與經驗哲學也有他的意義，高涌泉都以量子力學專科當作例子了，我也比較了解位甚麼杜聰明要提昌實驗治療學了，因為如果我們假設所有的現象都可以由我們的公理公設推出，假設錯誤就會推不出全部，所以逆向進行也是必要的。總而言之，順向和逆向都是必要的。杜聰明真不愧是台灣第一個醫學博士，偉大!
201912111251
模擬考倒數74天 後中倒數158天
參考資料:
[1]2017–03–08 12:31故事》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為何提倡研究中醫？ https://talk.ltn.com.tw/article/breakingnews/1997248
[2] 2019–05–20醫者杜聰明：暗殺袁世凱的醫學生，臺灣史上第一位醫學博士的奮鬥旅程 https://storystudio.tw/article/gushi/the-case-of-first-professor-tu-tsungming/
[3] 日期: 2015/5/26 講師頭銜: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講題: 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之謎－傳統醫療、科學與現代性 https://case.ntu.edu.tw/scisalon/medical/2015526-too-tshong-bing/
[4] 胡展榕，〈杜聰明之中西醫結合思維研究〉，中國醫藥大學
[5] 雷祥麟，〈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之謎：兼論創造價值的整合醫學研究〉，《科技、醫療與社會》，第11期
[6]2018/05/07臺灣史上第一位醫學博士 — — 杜聰明 主題科學日編輯團隊 https://scitechvista.nat.gov.tw/c/sgpD.htm
[7] 科學人雜誌 巴比倫 vs. 希臘 高涌泉
[8]丘成桐
